1. 公主回家，有的3千工资的女人为什么抱怨挣一万多的男人少干家务？

对待爱情谁更理想主义？男人！

一项研究证实，男人对待爱情的态度远比女人更为理想主义，而不是更实际。男人不像女人那样在乎对方的社会地位和赚钱能力。

更多男人认为，只要两人真心相爱，就可以拥有琴瑟和鸣的婚姻。

反之女人就更为现实主义，她们会结合现实情况更高要求男性的成果。娶个公主回家要是楼主是能乐意开心地生活那也没事。

能不能长期和谐幸福地生活主要看6大因素：外貌、社会地位、财富、学识、人品、性格。这六大因素能够保持双方平衡就行了，公主类型确实在很多内在因素不占上风，但是可能有许多在外因素比较明显，只要能够平衡好就可以。

2. 袁去世后为何不得宠的朝鲜公主要为其殉情？

1916年，袁世凯去世，三姨太金氏吞金殉情。她是朝鲜公主，在袁府却过得一点都不好。被人呼来喝去、被绑在桌子上毒打、左腿至死无法伸直、父母也因她嫁袁世凯而死。她为何要殉情？这背后，藏着人性的悲哀。

袁世凯的一生，有1妻9妾，坐享齐人之福。

他的后院，朝鲜籍的妾室，共有3位，分别是二姨太、三姨太和四姨太。

关于这三位姨太太的出身，说法有很多，大致分为如下几种：

1.都是朝鲜国王赏赐给袁世凯的歌姬；2.是袁世凯在朝鲜时，照顾他的三个护士；3.是袁世凯委托朝鲜官员金允植，购买来的三个婢女。

上述说法，都来源于学者的研究，其中第3种说法，来自于学者骆宝善的研究。

如果学者的研究属实，那么，问题来了——朝鲜公主在哪里？

其实，朝鲜公主，就是指的三姨太金氏。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女儿袁静雪，都曾明确表示，三姨太金氏，就是朝鲜公主。

只是，金氏并非朝鲜王室的女儿。

她只是朝鲜王妃的表亲，地位相当于公主。

至于二姨太吴氏和四姨太闵氏，则是金氏的陪嫁，相当于“婢女”。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不久，三姨太金氏吞金自杀，但因为抢救及时没有立刻死亡，损伤了身体，拖了整整三个月才去世。

事实上，金氏并不受宠，袁世凯其他老婆，也并没有殉情。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两人情深似海，爱得不可自拔么？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金氏嫁给袁世凯后，过得一点都不愉快，甚至称得上屈辱。

第一，从“正室”变为三姨太，与婢女共侍一夫。

金氏嫁给袁世凯时，袁世凯正在朝鲜任职。

她是公主，满心以为自己嫁给袁世凯，是去当“正室”的。

毕竟，当时的袁世凯，还只是清朝派过去的臣子。

按照正常逻辑，金氏属于“下嫁”袁世凯。

然而，朝鲜有求于清王朝。

他们迫切需要清朝帮忙，来防止沙俄和日本的渗透。

在这种情况下，金氏嫁给袁世凯，就属于政治联姻，还带了“讨好”的意思。

可怜的金氏，一直到进袁府大门，才明白自己的处境。

而她，不仅没当上正式，还沦落成了“三姨太”。

她的两个陪嫁，一个成了二姨太，一个成了四姨太，地位与她几乎平起平坐，甚至还比她高一点。

这一切，都因袁世凯简单粗暴的安排。

他是直接按照年龄，给三个朝鲜女子排的序，丝毫不顾利益尊卑。

金氏成为三姨太后，闷闷不乐了很长一段时间。

袁静雪是金氏和袁世凯生的女儿，她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母亲的心境：

“她皮肤很白，浓黑的头发长长地从头顶一直披拂到脚下，看起来是很美丽的。但是，她神情木然，似乎永远没有高兴的时候。”

从公主，沦落到姨太，还和婢女平起平坐，这样的落差，叫金氏怎么开心得起来呢？

更要命的是，袁世凯非常喜欢小脚，家里的女人都得“踩寸子”，金氏也迫不得已改变了走路习惯。

这一年，金氏16岁，但她的余生，似乎再也没有了光亮。

第二，饱受欺凌，身体受伤，心情郁结

嫁给袁世凯后，金氏的日子，一点都不好过。

一方面，她的汉语不好，交流起来不顺畅；另一方面，她不懂陌生的汉族礼法，常常因为触犯规矩，而被处罚。

金氏的性格并不张扬，在袁府，她大多数的时候，都选择沉默寡言、逆来顺受。

只可惜，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

即便金氏一忍再忍，她也难逃“大姨太太”的刁难和毒打。

袁世凯的大姨太沈氏，原本是苏州名妓。她出现在袁世凯最落魄之际，还曾出手相助，因此，她极受宠爱，袁世凯对她几乎言听计从。

袁世凯和原配于氏的感情，一直不好，因此，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几乎都是沈氏在管。

如果用皇宫制度来比喻，沈氏就是位同副后的皇贵妃，而皇后则常年被关在冷宫。

沈氏并不是宽容的人。

她常常刁难其他姨太太，尤其喜欢为难三姨太金氏。

在沈氏看来，二姨太、四姨太都是金氏带过来的，只要教训好金氏，其他人自然不会犯错。

于是，金氏的噩梦就开始了。

沈氏常常以“管教和教导”为名，对她进行虐待。

根据袁静雪的回忆，母亲曾被大姨太绑在桌子腿上，狠狠毒打，以至于她的左腿伤得厉害，疼了一生，至死都无法伸直。

“有一次，大姨太太把她绑在桌子腿上毒打。由于她的左腿被打得过分厉害，受了内伤，以至于到临死的时候还经常疼痛，并且还不能伸直。”

前面说了，金氏的性格比较温顺，逆来顺受。

因此，她不仅被大姨太欺负，还常常被其他姨太太羞辱。

在袁世凯的女人中，除大姨太外，五姨太最受宠，经常可以“为所欲为”；六姨太、八姨太都是青楼女子，嘴上刻薄，从来不饶人。

她们经常奚落金氏。

这种言语奚落，对性格豁达的人，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可金氏并不是这种人。

自从嫁过来以后，金氏就一直精神郁结、心情得不到排解。

这些姨太太的嘲讽，让她更加崩溃。

在女儿袁静雪眼中，母亲后来的精神，已经不算正常了。她有时娴静，有时突然闹脾气，甚至一言不合就打闹。

有一次，金氏因为五姨太的几句话，直接把袁世凯的棋盘、棋子都扔到了水里，还和五姨太打得不可开交，直到袁世凯大声喝止才停下来。

第三，背负父母的命债，深深自责。

金氏的心情郁结，并非没有缘由，她的父母，就因为她嫁袁世凯而死。

有句话说得好，远嫁的女人没有娘家。

而金氏更惨，她不仅远嫁，还因为远嫁，彻底失去了父母。

最初，金氏的母亲就不希望她嫁给袁世凯。

她舍不得女儿远嫁，可事情不是她能阻止的。

一想到此生都无法再见到女儿，金氏的母亲就非常悲伤，后来一度有些精神恍惚。

有一次，金氏的母亲在井水中，恍惚间看到了女儿的面容。

她悲从中来，怀疑女儿客死异乡，便直接一头扎进了井里，了结生命。

金氏父亲，见妻子如此，当场吐血，三天后也去世了。

一场婚嫁，金氏直接失去了父母。

这件事，是金氏弥留时，亲口告诉儿子袁克文（袁世凯次子）的。

至于她什么时候知道父母的死讯，已经无从查证。

但从金氏嫁入袁府后，绝口不提娘家人，逢年过节、或者自己生日，都异常悲伤来看，她应该很早就知晓了。

也就是说，自从嫁人以后，金氏就背负着父母的命债。

若是袁世凯宠爱她，这份悲伤，或许还能痊愈。

然而，她在袁府的日子，过得也格外艰难。

如此一来，金氏就只能沉溺在悲伤之中了。

既然生活得这么不好，金氏为什么要为袁世凯殉葬呢？

从史料记载看，袁世凯自始自终，都没有给金氏正妻的名分，也不曾与她海誓山盟，更没有专宠于她，后来更是娶了好几个姨太太。

为什么金氏还要“殉情吞金”呢？

其实，袁世凯纵使千不好万不好，他也给了金氏生命中，难得的安心和温情。

其一，袁世凯管理妻妾，向来一碗水端平，绝不苛待。

袁世凯第七子袁克齐，曾在回忆里提到，袁世凯对待后院女人，素来一碗水端平，无论是分物品还是分钱，都不曾偏爱、苛待过谁。

“我父亲对待她们， 都一例看待。 无论分物或给钱，没有偏轻偏重的情况。 因此一家向来平安，争吵的事情，我一次也没见过……我记得三庶母想买一副金镯子，父亲说，好！ 每人一副，一个人买是不行的。”（取自《绝版袁世凯》）

除了钱财，在“临幸”这件事情上，袁世凯虽然有自己的喜好，但也基本做到了雨露均沾。

一般情况，都是一人一周轮着来，即便不受宠的姨太太，袁世凯也非常克制，至少7天见1次，绝不会短缺一周。

袁世凯的自持，铸就了后院的和睦。

他的姨太太，不会因为他多去了谁房里，就暗中使手段，互相针对。

而袁世凯也因此有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

除了大姨太和七姨太，几乎每个姨太太，都有好几个孩子。

因此，只要袁世凯还活着，其他姨太太，就算欺负金氏，也绝对不敢太过分。

从某种程度而言，袁世凯，就是金氏在袁府生活的安全感来源。

其二，袁世凯给了金氏生命中少有的温情。

自从嫁给袁世凯，金氏就一直不开心。

没有人喜欢不开心的女人。

就算能忍一时，久了，也一定会厌弃她。

但无论金氏是否开心，袁世凯都不曾苛待她。

甚至，袁世凯对金氏格外有耐心，还常常让她跳朝鲜舞打发时间，也经常来陪她说话解闷。遇见好吃的了，袁世凯也会让人特意去请金氏。

金氏没什么朋友，也不太懂汉语，能说话的人很少。

她的儿子袁克文，一出生就被过继给了大姨太太沈氏。

她的其他孩子，和她也不亲近。

事实上，整个袁府，能和她说说话的，也就袁世凯了。

在外人看来，袁世凯此举，不过是“雨露均沾”。

相比他对大姨太的宠爱，他对金氏的这点好，还真的不算什么。

可对缺爱的金氏而言，就这一点点温情，也足够让她铭记。

这一点，从金氏弥留时对儿子说的话就能看出来。

金氏一直到死，才向儿子袁克文坦白两件事：一是大姨太太经常虐待她，二是她从“正室”变了“妾室”，还害死了父母。

此前，她从不曾提过这些事，所有的苦痛，都默默咽进肚子里。

因为，她认为，造成这两件事情的原因，是袁世凯对大姨太太沈氏的纵容，是袁世凯的“失信”。

为了他的英明形象，绝不能在袁世凯生前说出来。

她不提，是为了袁世凯的名声。

过得这么不快乐的金氏，对袁世凯没有半点抱怨，可见，她对袁世凯，是付出了真感情的。

而袁世凯去世，一直视他为依靠的金氏，彻底失去了安全感。

自此以后，金氏在袁府中没了庇护，没有安全感，也失去了仅存的温情。

她本来就长期处于精神压力之下，吞金自尽，也在情理之中。

与其说，她是殉情，不如说她是追随袁世凯而去。

她在寻求解脱，因为她已经痛苦了太久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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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白和王维关系不好？

盛世唐朝，经济繁荣、国力昌盛，由于当时“以诗赋取士”的规则蔚然成风，为天下有才华的寒俊人士打开了入朝为官的大门。尤其是在开元和天宝年时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如“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更有孟浩然、岑参、高适等优秀诗人。其中，王维与李白均是盛唐时期最具代表的诗人，但后世却对二人的关系颇有异议，认为二人年岁相近、同侍一主，却始终没有交集，实在是一件憾事，后人怀疑二人关系不好，是否因为古人均有“文人相轻”的态度？本文认为，李白与王维并非关系不好，而是因为二人的为官时间、政治地位、政治态度均有所差异，才导致二人没有交集。

为官时间比对：李白一入长安，王维丧妻辞职，导致二人不相见

王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15岁起便游历长安，20岁（开元九年721）中进士，担任太乐丞一职，负责宫廷音乐、舞蹈等教习，以供朝廷祭祀宴享之用。刚任职数月，便因为下人们舞黄狮子获罪，贬至济州司仓参军。开元十六年至十八年（728-730）王维被召回京城，担任右拾遗，因“掌供奉纳谏”时常呆在皇帝身边，备受他人羡慕。然而在开元十八年时，王维的妻子去世，他心中十分伤心难过，便主动提出辞职守孝。所以，王维在《送孟六归襄阳》中，与孟浩然唱和道：

东越相逢地，西亭送别津。 风潮看解缆，云海去愁人。 乡在桃林岸，山连枫树春。 因怀故园意，归与孟家邻。 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 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王维在诗中描写了自己辞官在家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并以“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一句来表达自己由于长期在家居住，没有过多的社交关系，而导致不了解时政。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当时“妻亡，不再娶，三十年故居一室”的生活状况，说王维当时因为妻子亡故，递交辞官书，不问世事的他，处于一种“隐居”闹市的状态。

李白与王维同岁，均生于701年，因家中从商，使得李白不能通过科举考试入仕，而是凭借自己的才华，靠他人举荐，才能入朝为官。李白18岁时隐居四川大匡山读书，20岁便开始游历成都，拜谒官员，希望得到举荐，却屡次失败。23岁时（开元十二年）游峨眉山写下《峨眉山月歌》，用“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的佳句表达自己渴望入仕的心理态度。开元十八年（730）九月，李白第一次入京，四处拜谒权贵名流，希望得到举荐，以便入朝为官，在拜谒贺知章时，被评价为：

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也？

贺知章当时已是古稀之年，担任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的重要职位，也是太子的老师，地位十分尊贵，对李白的文才做出这种评价，可见李白的才气之高。而王维此时处于“辞官闭门不见客”的状态，怎么可能与王维相见？更何况王维当时的官职只是八品的右拾遗，在皇帝面前，根本说不上话，更不符合李白心中的伯乐人选。

政治地位比对：李白二入长安地位显赫，王维官阶卑微，导致二人无交集

开元三十年春（741），适逢国家大赦，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并决定给内外文武官员九品以上的人，升两级，而在长安任监察御史的八品下阶王维也被升两级，为六品下侍御史。

开元三十年秋（741），李白在玉真公主的举荐下，被唐玄宗召入长安，供职翰林院，受到皇帝召见的李白得到玄宗最高的待遇。据李阳冰《草堂集序》记载，当时的玄宗视李白为“珍宝”：

玄宗“降撵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 “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金銮殿，出于翰林中，问以国政，潜制浩，人无知者。

对于玄宗的高级待遇，李白也曾在《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中写道：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 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 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 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

第二次奉旨入宫的李白，深受唐玄宗的宠爱，更是给予李白较高的声誉、地位。而李白日常结交的官员多是朝中重臣，据《旧唐书·李白传》中记载，李白在待奉翰林期间，曾经“与 ( 贺 )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琏、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足以见得李白结交的朋友崇高的身份地位，而王维只是一个六品下的御史，不具备参加重大活动的资格，官位卑微的他并不在李白社交的圈层中。

政治态度作比，初入仕途的李白踌躇满志，仕途坎坷的王维亦官亦隐，导致二人相遇不相知

王维早年对功名充满无尽的热情和向往，他在《少年行》中写道“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来表达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生活态度。但20岁中进士的王维，刚入职便因“伶人舞狮子”贬至济州，后来在宰相张九龄的庇护下，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被擢升为右拾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调任监察御史，后奉命出塞，在边塞的王维，心里依然怀着豪迈的气概，却在精神上略显疲惫，如《使至塞上》中，王维写道：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这首诗中，看似表达作者王维对边塞艰苦生活的情景描写，实际上句句都略显悲凉沧桑，诗句对“蓬草”飘零、“孤烟”一缕等来表达自己身在边塞，心在朝廷，念着朝廷对自己的贬谪和排斥，郁结的愤怒之意油然而生。后来，回京之后，王维就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在京城的南蓝田山麓修建了一所别墅，上朝时兢兢业业，下朝时休养身心。

《山居秋暝》中，王维写道“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佳句表露心迹，彰显了王维在历经仕途坎坷之后，逐渐淡化了对功名的追逐，而是选择隐居深山，感悟自然。这显然与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截然不同。

开元三十年秋（741），李白已经40岁，此时的他才受到举荐，入朝为官，他还未体验到政治的变化多端，而是唐玄宗无尽的宠爱，于是他在《将进酒》中写道：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发还复来。

李白的诗风一直被人称颂，他敢于借用大胆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喻突出自己的主观感受，再以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磅礴的气势，所以李白的一曲《将进酒》表达了他的乐观与自信，也凸显了自己在得到职位之后，希望一展宏图的壮志豪情。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李白在受到谗佞小人的诋毁之后，仍然写道：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再如《行路难》中，李白写道：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在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年），受到权贵的排挤，赐金放还的归途中，仍然抒发了自己蔑视权贵、自命不凡、渴望再次被朝廷重用的乐观理想，可以见得李白本人对仕途的留恋和向往。

王维与李白同年出生，而入官时间却相差20年，王维20岁考取进士，李白40岁刚刚受到举荐。20岁的王维已经经历了诡谲的政治，小心翼翼的做官，安安静静的隐居，而40岁的李白还在踌躇满志的怀着“安社稷、济苍生”人生理想，两人的政治态度完全不能苟合，故历史上的二人即使能够相遇、知道对方的名声，也不会成为知心的朋友。

结语

王维和李白同为盛唐诗人，但两人求仕的方式有所不同，仕途的坎坷更是阴差阳错。李白第一次去长安时，王维经历丧妻之痛，辞官闭门不待客，此乃不得见之一；李白第二次去长安时，声势地位极高，王维官阶卑微，二人本不属于一个社交圈，此乃不得见之二；后期的王维经历了政治的风云变幻，过着亦官亦隐的政治生活，毫无仕途理想，选择寄情山水，归隐山林，而李白还在仕途中挣扎，怀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此乃不得见之三。所以，王维和李白并非关系不好，而是受到社会原因、政治原因没有相见，更非“文人相轻”的缘故。

作者：蔡小记

4. 刘伯温为何死前要吃一口烧饼？

刘伯温临终前有没有吃烧饼，正史没有记载，但是刘伯温的确在病榻上对子孙千叮嘱万嘱咐，让他们以后不要学“算命”之类的玄学，当一个普通人也无妨，而刘伯温当时留在这世上的，最经典的“预言”就是《烧饼歌》。

后世历史总把刘伯温捧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与历史上的诸葛亮相呼应，在民间的玄学家的体系里，这两位都是“祖师爷”，都能算出几百年后的事，堪比人间神仙。

可事实上，刘伯温自跟随朱元璋起，地位一直都没有很高过，比起常遇春、徐达、李善长之流，刘伯温远远不及，如果刘伯温真的“料事如神”，朱元璋又怎么不会把刘伯温当作神来供呢？

所以刘伯温的一生，该从另类的角度去解读。

刘伯温从小就是个聪明人，善于思考的他加上有文化背景的家庭，十二岁就考中了举人，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举动了，很多人一生的理想就是个秀才，烧香拜佛才敢乞求举人，而刘伯温则是年少得此功名。

刘伯温十四岁的时候，就到他们地方的“府学”进习，刘伯温所学的乃是儒学的大成文化，当时以“春秋经”为主，这部书让任何初学者来看，头几遍都只能说不懂，每个字都认识，但连起来却不懂了，可刘伯温却是一遍就看会了，这意味着他的精神境界，从小时候就已经很高了。

在府学的时候，人人都为了应对科举专门的试科而读着单调乏味的书本，只有刘伯温敢“全面发展”，他不管是天文之学，还是地理之道，都能看一些，也都涉猎，他看过的书很多、懂的东西很多，最重要的是，刘伯温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辩证的思想很强。

这也是刘伯温后来“神算”的根基所在。

刘伯温二十三岁时，去了元朝的大都进行“礼部试”（会试），对于其他学子来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寒窗苦读数十载”的重要环节，刘伯温却是连过两关，通过了礼部试，然后又直接进入殿试，成为了“进士”，而这些年里，刘伯温对众多学科和其他的知识的吸收，从未懈怠。

在学习方面，刘伯温是很强大的，可在做官的这条路上，刘伯温似乎命运并不好，因为他的第一次“出道”，就没有如同他的少年一般，横空出世，惊艳众人，在刘伯温二十七岁的时候，他被朝廷任命为江西高安县的二把手，也就是县丞。

说实话，以进士之身担任县丞，实在是有点浪费了，更何况他还是见多识广的刘伯温。

不过相信命运随遇而安，刘伯温没有抱怨什么，在高安县的时候，刘伯温一样对自己的岗位十分负责上心，刘伯温把县令都不愿意轻易惹毛的地主豪强、恶霸凶人都给政治了，一下子就把高安县的风气调整了过来。

刘伯温嫉恶如仇的个性让他得到了两种态度，第一种是被欺负已久的百姓，他们很感谢刘伯温的援手，第二种则是当地的豪强势力，他们很厌恶刘伯温这样的人，所以多次“谋害”于他，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刘伯温后来只能辞官。

这个过程中，刘伯温都没有展现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能力。

他终究是个文化人，而脾气也有点特别，总是喜欢得罪人，虽然在元朝的时候，刘伯温因为名气后来还担任了江浙儒副提举、江浙省元帅府都事，可刘伯温在元末朝廷的统治下，处处感到暗无天日的贪腐和挫败，所以在反对招安方国珍失败后，刘伯温彻底辞官。

而这，也就给了朱元璋机会。

公元1360年，在龙凤政权已经成为中流砥柱的朱元璋打听到了浙东地区有个奇人，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神算刘伯温，此时的朱元璋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出于对手下人才的填充，还有不同地域的参照，朱元璋拜访了刘伯温，请刘伯温出山辅佐。

刘伯温知道这个“布衣”能人，从一个和尚出身，一步步走上了起兵抗元的道路，因为朱元璋本身的身份让刘伯温这种对基层亲切的人产生了很大的好感，加上他了解到朱元璋创业的历程，便应允朱元璋，加入朱元璋的团队。

从“能力”上来说，刘伯温和朱元璋的“淮西团队”是不同的，刘伯温偏向板正的路子，多年的传统儒家教育和他的官宦生涯，让他做事情、做计划有条理，思路很明确，所以在一开始，朱元璋就因为刘伯温提出的计谋大感惊喜。

但问题是，刘伯温并不是很受淮西团队的喜欢。

刘伯温这个人并不是卑微出身，和朱元璋的初创团队代表着“两个类型”，实际上在朱元璋称帝之前，他用得最多的，还是李善长的计谋，而不是刘伯温的，不过刘伯温说的话他都会听，偶尔还会让刘伯温用“龟壳”算上一卦，这也是刘伯温后来“大名鼎鼎”的原因。

朱元璋得以“脱离”小明王，倒是有刘伯温很大的“鼓舞”原因在其中，所以在朱元璋和国内势力争雄，并且顺势灭元的计划中，都有刘伯温的身影在其中，不管怎么说，刘伯温的“计划书”那是最好看的，在朱元璋的“吴元年”，刘伯温成为“太史令”。

也是这个时候起，刘伯温开始犯毛病了，他把原来幻想规范元帝的那一套，开始用在了朱元璋身上：

吴元年以基为太史令，上《戊申大统历》。荧惑守心，请下诏罪己。大旱，请决滞狱。即命基平反，雨随注。因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

吴元年，荧惑守心，这不是什么好天象，在历朝历代，这都是大凶之兆，所以刘伯温让朱元璋下“罪己诏”，其实刘伯温是想用这种方式让朱元璋用另一种方式潜移默化“代表”大统，即便是道歉，但也是皇帝才能用的道歉。

可问题来了，朱元璋的脾性会一下子就接受这个事情吗？

刘伯温自己的确是很信“玄学”，但对于淮西集团的众人而言，他们每一步哪里不是用血汗去拼出来的，包括朱元璋自己，正是出身越卑微，才越讲究人定胜天，若都盲目信天命，那么何必还去造元帝的反，纷纷引颈就戮还更实在。

所以从刘伯温做事的方法上，朱元璋注定不可能怎么太过依赖刘伯温了。

后来朱元璋的确把刘伯温当作这种“玄学”人才，就类似于以前钦天监部长的长官一样，让他们以“人和”与“天时”相勾连，找出规律，然后决定做一些什么事情，比如天不下雨，大旱，那么朱元璋就让刘伯温去释放罪犯，以此来求雨。

若以刘伯温的工作去对照李善长的工作，不难看出来两者做的事情截然不同，李善长是真的成为了朱元璋最核心的文臣，帮朱元璋注定主要路线以及管理政事，朱元璋创业多年，基本盘这么稳，和李善长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到了朱元璋称帝后，人家李善长被封为宣国公，任命为“左丞相”，特别是洪武三年，李善长还被加封为左柱国、太师，改封为“韩国公”，乃是大明初六国公之一，再看看刘伯温，却仅仅是上护军、诚意伯。

不管后世再如何说朱元璋“依赖”刘伯温的占卜之术，刘伯温到头来只是一个“伯爵”的事实不可否认，而一个伯爵和一个国公公爵之间的差距多少，自然是不用说，李善长年禄四千石，而刘伯温却只有二百四十石，差距堪称天上地下。

而在朱元璋即位后，他对刘伯温的“安排”其实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想靠着“浙东”出身的刘伯温来“压制”他的这批“淮西集团”的老臣们，其实说压制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两股力量根本不对等，毕竟朱元璋也没有办法用非常规手段“拔高”刘伯温的地位。

在朱元璋登基后，李善长时不时表现出对刘伯温的“敌意”，根本原因就是李善长也明白朱元璋的“意图“，这本就是常见的“帝王心术”，所以李善长就算是“演戏”，都要把这个态度给表现出来，只有“权臣”和臣子在斗争，皇帝才放心。

朱元璋一开始让刘伯温当的官也很有意思，那就是“御史中丞”，所谓御史，就是监察体系的官员，让刘伯温来当监察，目的很明显，直指淮西这群不怎么守规矩的老臣，只可惜刘伯温的确力量不够强，当了几年御史中丞，也没有太大的弹劾建树。

再到后来，朱元璋又进行了一次对刘伯温的试探，他询问刘伯温，他觉得李善长这个丞相现在做得不好，想要让刘伯温来担任，试问刘伯温意下如何。

在明面上，刘伯温和李善长应该是“死对头”（两人分别代表着浙东集团和淮西集团），所以朱元璋把这个问题交给刘伯温来回答，就是看刘伯温是否能够“以德报怨“，而刘伯温的答案也确实如此，他回答朱元璋道：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当丞相，李善长又比杨宪、胡惟庸等人更好，还是让李善长来当。

看似朱元璋很重视刘伯温，很尊重他的意见，可刘伯温当时乃是御史中丞，也只是一个诚意伯，论资排辈，根本轮不到刘伯温，朱元璋即便真的有意这么做，刘伯温也不可能一下子上去这个位置的，这其中的“鸿沟”太大了，不是刘伯温能够跨越的。

在被加封后的第二年，刘伯温就因为被“排挤”不得不辞官告老还乡，其实刘伯温整一个在朱元璋身边辅佐的人生阶段，都是很无奈的：

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明年赐归老于乡。

因此在刘伯温和朱元璋一次以“烧饼”为主体的交谈，反而成为了刘伯温的“绝唱”。

某一天，朱元璋正吃着烧饼，恰好此前他已经召来了刘伯温，因此把吃了一半的烧饼拿碗盖着，就让刘伯温“猜猜”碗里面盖的是什么，从而引发出了刘伯温的一大段“预言”，也就是《烧饼歌》。

《烧饼歌》之所以是“预言”，那是因为刘伯温在这首似诗似诉的“作品”中，说出了大明天下未来会覆灭于“胡人”之手，而其中的押韵和读腔旋律朗朗上口，在后世流传甚广，譬如其中一段：

“还是胡人二八秋，二八胡人二八忧；二八牛郎二八月，二八嫦娥配土牛。”

从后世大清入关的角度来看，不得不说刘伯温这一招“预言”是相当的准，从一个烧饼的试探引发出的思考，这或许不再是刘伯温的“猜测”那么简单，因为当时的大明实则还没解决北方草原对中原的侵扰，刘伯温也许看出来了大明最终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会被“覆灭”。

朱元璋认真地把刘伯温所说的东西听了，但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却是不知道了，刘伯温在和李善长等人的“斗争”失败后，一样是要离开离开南京，在洪武八年，刘伯温忽然染上风寒病重，朱元璋听说后，让胡惟庸带着“御医”和药物去看望刘伯温。

谁知道就是这次“看望之后”，刘伯温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一方面暗示朱元璋，这是胡惟庸给他下的“套”，一方面就是在交代后事了，而朱元璋也是对刘伯温的“暗示”置之不理，也许在朱元璋的心里，《烧饼歌》就和此时的刘伯温一样，没有重视的必要。

所以刘伯温最后在病榻前，对自己的儿子说，自己所拿的这本《天文书》在他死后要立马贡献给朱元璋，而且以后不允许子孙后代学习，可见此时的刘伯温对“玄学”忌惮非常：

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

就这样，刘伯温病死家中，而在刘伯温病死之后，朱元璋“才开始”愤怒，后来胡惟庸案大量的人被清算，其中一部分就和胡惟庸“毒杀”刘伯温有关。

所以这个烧饼刘伯温到底吃没吃，这件事已经不清楚了，可是能确定的是，刘伯温在大明初期的确没有那么地位而后世称之为“料事如神”，无非就是被《烧饼歌》打响了他的名声。

结语：

比起兔死狗烹，过河拆桥，刘伯温的人生从转折再到下坡直至病亡，并没有那么多被“辜负”的色彩。

只能说在朱元璋的眼里，“治世”的能人更强于在语言上威风凛凛的非能人，刘伯温虽然是朱元璋“另类”的军师，但经过无数场大小战斗后、前线的官员肯定要比刘伯温更受朱元璋信任，而至于刘伯温，当故事听听了也挺好。

直到后世大清入关，有人才想起《烧饼歌》的内容，顿时钦佩刘伯温，只可惜，到了最后的关头才知道，一切都已经晚了。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5. 迎接公主的句子？

1.今天我们家小公主放学啦！我要去迎接我们小公主回家，我的女儿就是我的宝贝，就是我的小公主，我会好好宠她，不让她受欺负。

2.我加大公主去出差，今天终于回来了，我要去车站迎接公主回家，我的老婆就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人，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我的公主。

6. 宋徽宗究竟有多惨？

我尝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宋徽宗其实除了没有皇帝可做，并没有多惨。

元人修《宋史》，评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所以，这样一位帝王，成为亡国之君势所必然，但被俘之后，并未遭受特别过分的摧残。

一、允文允武，盛世繁华

1.他是一名天才的艺术家，书法、丹青、琴艺、园艺等等，无不精通。

2.宣和年间，宋朝人口过亿，东京超过一百万市民，从《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等都可见当时的盛世繁华。

3.宋朝对西夏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西夏人表示“唱歌作乐地，都被汉家占却，后何以堪？”还在宣和五年（1123）四月，收复燕云故土，实现了列祖列宗念兹在兹的梦想。

二、奢靡无度，亡国之君

1.作为一国之君，他奢靡无度，“宣（和）、政（和）盛时，宫中以河阳花蜡烛无香为恨，遂用龙涎、沈脑屑灌蜡烛，列两行，数百枝，焰明而香郁，钧天之所无也”。

2.蔡京当国，“专以‘丰亨豫大’之说，引导皇帝以享乐为事。

三、被俘北国，荒唐终了

据野史记载，当时的宋徽宗每隔五六天都要临幸一个处女，宋徽宗到了金国以后生了8个儿子、6个女儿。作为亡国之君，没心没肺到这种地步，真是可怜可恨可叹了！

1.文学演绎，待遇极差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宋徽宗都遭到了金国的折磨，比如说要求他赤裸着上身，行屈辱的“牵羊礼”，甚至将他安置在枯井之内。

总之，历史演绎，宋徽宗的待遇极差。

对宋徽宗的凄惨境遇放大描述，不排除是为了激发南宋上下的对敌意识。

2.战略考量，奇货可居

金国仅是占领江北地区大部，南宋建立后，依然占据半壁江山。善待宋徽宗，可以借机要挟南宋当权者：你不配合，我就作势把徽宗送回来，让你皇帝当不成；骗财骗物，你不配合，我就三天两头地拿徽宗说事。

3.待遇较好，生活富足

完颜宗望押送徽宗，每天给宋徽宗送鸡鸭鱼肉果蔬，好吃好喝招待徽宗。回到金国以后，金国朝廷往宋徽宗那里送了“绢万匹”。之后徽宗被封为混德公，南宋建立以后，金国又封徽宗为“天水郡王”。而且金国还给宋徽宗一块封地，只允许宋徽宗等人居住。当时有大臣请求修缮徽宗妃子的房子。

这其实可以证明宋徽宗过得还不错，虽然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