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鲁迅纪念馆，拿来主义的中心论点是哪一句话？

《拿来主义》的中心论点：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解析】

运用脑髓：有主见

放出眼光：有辨别

自己来拿：主动获取（这也是“拿来主义”的内涵,与“送来”跟“送给”最大的区别）

【深度】

鲁迅的拿来主义主要论点:

学外国的精华，弃其糟粕。

在本文中，作者把批判继承文化遗产这个重大问题，精当地概括为“拿来主义”。

1．“占有”，即“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作者批判了那种在旧的遗产面前吓破了胆、无所措手足的“孱头”，也批判了那种为表示自己的“左”而故意毁坏遗产的“昏蛋”，为正确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扫除障碍。

2．“挑选”，即“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作者认为，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三种：有益无害的（即“鱼翅”），要“拿来”，而且“使用”；既有毒素又有用处的（即“鸦片”），要吸取、使用它有用处的方面，清除它有害的方面；人民根本不需要的（即“烟枪”“烟灯”和“姨太太”），原则上加以“毁灭”（只留少许送博物馆）。总之，根据人民的利益，“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对于那种“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的“废物”，即那种“全盘继承”论者，作者投以蔑视和厌恶。

3．创新，即“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占有”、“挑选”，是为了推陈出新，创造新文艺。要推陈出新，就必须勇于批判继承。作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2. 万历皇帝和两位妃子的尸骨是怎么处理的？

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鲁迅先生。

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决定发掘万历皇帝陵墓，背后最直接的推手便是大文豪郭沫若。万历皇帝作为明朝时期争议最大的皇帝，一直以来都备受历史学界和政治界的讨论。开挖万历皇帝的陵墓——定陵，便成为了郭沫若考古发掘的第一个皇陵。

在得到了上级指示之后，郭沫若便率领考古队进入明十三陵中的定陵。然而考古发掘从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为了找到定陵的墓道，考古队就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随后终于找到了通往地宫的墓道。这点比起来盗墓贼确实逊色了许多。

然而由于设备落后，以及考古常识的缺乏，当地宫的宫门打开之后，人们蜂拥进万历皇帝的陵墓之中，万历皇帝的定陵的地宫之中，安葬着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尸体就躺在各自的棺椁之中，此时的考古修复技术尚不完善，因此考古队找来了两个雕刻，专家为其复原生前相貌，毫无意外，修复后的的身材相貌即不符合历史事实。1966年，万历皇帝的尸骨被一群年轻人拉到一处广场，公开砸烂，并且与地宫中的一些文物一起被焚毁。而曾经用来装殓万历皇帝和其两位皇后的棺椁也被推下悬崖摔烂。

万历皇帝定陵的发掘，毫无疑问，由于缺少专业的考古知识，而使得文物遭受了一定的损坏。万历皇帝的尸骨的出土，让我们破解了一个困扰了世人几百年的问题，那便是万历皇帝之所以28年不上朝，很有可能是因为其跛脚的原因。

身为天底下最高贵的皇帝，是不愿让臣子们看到自己跛脚走向龙椅的。这样既有损于皇家的威严，同时也有损于自己的形象，因此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并不代表他不关心政事，只是潜心在自己的寝宫之中办理朝政。因此才使得万历在位的48年期间，国家机制运行良好，整体上而言，万历皇帝还是一位十分有作为的明朝皇帝。

这一历史谜团便是通过开挖定陵使得我们了解到了历史的真相。那么有关其他皇帝的历史秘密，是否都藏在其身后的地宫之中？尤其是大家最喜欢谈论的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但是发掘秦始皇陵墓的条件一直不成熟！

3. 于立群与郭沫若过了半辈子？

前言:

周恩来总理为郭沫若和于立群两人主持补办婚礼的时候，曾经对郭沫若说过:“希望这是你的最后一次婚礼了。”周总理和郭沫若的关系很好，这一点从总理肯为郭沫若补办婚礼就可以轻易看出，作为郭沫若的朋友，周总理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但这句话真的能体现什么嘛？不了解郭沫若爱情（感情）的读者，想必也能从此言轻易猜出“郭沫若是有过几段婚姻的人”。说句实话，他是一位好学者，但绝对算不上是一位好丈夫，至少在“对人专一，用情至深”上他很不称职。

流亡的郭沫若遇到了旅日的于立枕

1934年，那个时候全面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国内生活还算安定，中日关系也没有之后的紧绷感。不幸的是，于立枕感染风寒而染上了严重的肺病，国内难以治疗的情况下，于立枕依靠着《大公报》给的津贴选择去日本接受治疗。来到日本之后，于立枕的房子选择在了东京郊区，而这个地理位置正是同当时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的家相距不远。老天爷赐给了他们一段感情，称不上爱情，但同时也为于立枕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得知学者郭沫若是自家邻居后，于立枕有事儿没事儿便前去拜访郭沫若，表面上看似是出于礼貌，其实却暗含某些情愫隐藏在其中。那个时候的于立枕，年纪正当浪漫，长的亭亭玉立，如同出水芙蓉一般白白嫩嫩。再加之“记者”这重身份，说起话来显得知书达礼。

不论是于立枕于郭沫若，亦或是郭沫若于于立枕，两人之间的感情可以总“朝朝暮暮”来形容，此后大概两年的时间里，两人的关系一度很亲密，关于“二人是否同居”的说法也渐渐迸流而出。好景不长，1937年，一直资助于立枕旅日的《大公报》突然决定不再对她承担任何费用，无钱资助的于立枕只能暂且从日本返回上海，离开了郭沫若的于立枕，一方面饱受疾病的折磨，另一方面忍受抑郁思念的痛苦。身心双重压力之下，于立枕选择于1937年5月自缢身亡。

初识于立群，结发成夫妻

就在于立枕身亡不久，回到国内的郭沫若就在旁人的介绍下认识了于立群——于立枕的妹妹。我不知道郭沫若到底喜不喜欢于立枕，但郭沫若肯定是喜欢于立群的，从他第一眼看到于立群之后，仿佛从她那秀美洁白的脸庞上看到了于立枕的模样，就这样，郭沫若怀着对于立枕的怀念再次对于立群产生了一见钟情的感觉。

于立枕到底是爱郭沫若的，当于立群亲手将于立枕临死前的诗筏交于郭沫若时，郭沫若的深情很激动，他内心中对自己说道:

“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仅此一句，足以看出郭沫若对于于立群的喜欢，只是我依旧还不知道“郭沫若究竟喜不喜欢于立枕”？就这样，两人从初识，再到感情增进，伴随着革命事业的蒸蒸日上，他们二人的爱情氛围也逐渐变得浓烈。1939年1月，周恩来亲自为郭沫若和于立群主持补办了婚礼，婚礼现场上，周恩来对郭沫若说:“希望这是你的最后一次婚姻了。”

郭沫若去世，于立群发现秘密，最终选择自尽

“于立群的自尽”并不仅仅只是发现了所谓“郭沫若和姐姐于立枕的秘密关系”，还有其他因素掺杂其中。

①两个儿子双双离世:

1967年，儿子郭民英自杀、1968年，儿子郭世英被殴打致死;

②丈夫郭沫若的离世:

1978年6月，郭沫若在疾病中离世;

③自身疾病:

除此之外，于立群也曾在临死前几年的时间内频频被送进医院，自身患病也尤为严重。

综上所述，于立群最终自尽的凄凉结果是由综合因素导致！

4. 周令飞能索要祖父故居产权吗？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要了解四九年以后城市私人住宅的演变过程，现在上海，北京，绍兴，广州四地都有鲁迅故居博物馆，均属于国家级文物，产权国有，其中上海的鲁迅故居是5A级旅游景点，参观需要预先订购门票，旅游旺季一票难求。大概是这个原因，有人质疑鲁迅故居是鲁迅的私人财产，理应后人继承，其长孙子周令飞是祖父故居的合法继承人。

我国城市住宅不同于农村住宅，农村我们是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没收了其财产包括了土地，房屋。城市没有土改，革命占领城市后，没收了官僚资本家，汉奸伪人员，帝国主义买办，大地主在城市房产。保留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界名人，小业主，等市民的私人房产。由此可见，鲁迅如果在上海，北京，绍兴，广州居住过的房子有私人产权，许广平和周海婴照样居住，前提是该房子不是租，典当。

城市私人房产在五八年共产风中一度收为国有，三年后除地主，资本家外又退回了原业主，我亲身经历了这一段，我们家当时是4口人住二间草房有个小院，五八年被没收了，换成了一间房，没有院子，我童年就是住在别人家的这间房，大概不到二年，可能我家是贫民成份，很快的纠正了极端主义的共产。

六六年开始的文革，地主分子迂回原籍，住房由政府的房产管理处收归国有，八零年落实政策，文革时期因政治问题受压的予以平反，其中有补发工资，退回住房，在退回住房中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如现住户搬迁，房子己拆除重建等等，纠纷很多，那个时候法院的民事诉讼最忙，一个接一个案件，立案需要找关系。

以上的回忆其目的是想说明二件事，一，故居是周令飞祖父私产吗？二，故居在五八年共产风，六六年动乱中是否被错误没收？八十年代拨乱反正解决了没有？如果不具备以上的二个条件，周令飞无权索回产权。

5. 上海有哪些古人名人以姓名的纪念馆？

上海市一座国际大都市，它曾吸引了不少名人停驻，留下了很多故事，今天带大家看看这些名人们的故居，感受一下时代的印记和当年的建筑特色。

1、孙中山故居

孙中山故居位于香山路7号，主要由孙中山故居和孙中山文物馆两个展示场所组成。孙中山故居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唯一共同的住所，是一幢欧洲乡村式小洋房，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于1918年入住于此，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在此居住至1937年。1945年底，宋庆龄回到上海将此寓所移赠给国民政府，作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地。





2、宋庆龄故居

宋庆龄故居位于淮海中路1843号，为一幢白色的西式小洋楼，周围是花园和草坪，气氛优雅脱俗。楼内陈设有宋庆龄生前使用过的物品，楼下车库内停放着当年斯大林赠送的苏联轿车。这里曾是一位希腊船主建造的私人寓所，作为敌伪产业由国民党政府没收，归中央信托局管理，后根据蒋介石手谕，中央信托局'将此屋拨给宋庆龄使用'。





3、毛泽东故居

毛泽东故居位于茂名北路120弄5-9号，是一幢老式的石库门房屋。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在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务期间，曾在此居住，现被列入上海市的文物保护单位。





4、鲁迅故居

鲁迅故居位于大陆新村9号，是一栋红砖红瓦的三层建筑，外形具有他故乡绍兴民间住宅的风格。1933年4月-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居住于此。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在这里与世长辞。鲁迅故居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人物纪念馆，馆名由周恩来总理亲题。



5、蒋介石故居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那时宋子文在今东平路9路买下一座较大的花园洋房，作为宋美龄的陪嫁之物，这就是如今的上海蒋介石故居。这座英式花园别墅，现为音乐学院附中。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执政期间，经常来上海，这里是蒋介石的行宫，提名为爱庐。





6、张爱玲故居

张爱玲故居位于常德路195号，是一座过去叫做'爱丁顿'现在叫'常德公寓'的意大利式建筑，已经斑驳，但依旧鹤立鸡群。当游客轻轻走近，鼻子就能触到老房子特有的霉味儿，这一团混沌不清的气息，仿佛还在如泣如诉地回忆着那段令人心碎的往事。





7、张学良公馆

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曾在1933年以后三次来上海。他有三处寓所，这座公馆是张学良最后的一所。这是一幢三层的花园洋房，毗邻复兴公园，乳白色的外墙，整幢洋房是当时西班牙设计师所设计的。



8、梅兰芳故居

位于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1932年梅兰芳从北京迁居上海后就住在这里，一直住到1938年；1942年从香港回来后继续在此居住，直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这里是一栋四层西班牙式花园洋房，被称为“梅华诗屋”。





9、巴金故居

武康路113号，是巴金先生在上海的住宅，也是千万读者心目中的文学圣地。1955年5月，巴金迁居武康路寓所，这是他在上海定居住得最长久的地方。上海旅游者可以在这幢花园洋房里，感受巴老先生后半生那交织着的悲欢。





10、阮玲玉故居

上世纪30年代著名影星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的绝笔，含恨服毒身亡。阮玲玉的名字载入中国电影百年史册。这个悲剧人物居住、自杀所在地，位于新闸路1124弄9号——沁园，让一路慕名而来的访客随景生情，一下子回到那蜡黄的岁月，遥远而沧桑。





6. 巴金先生和鲁迅先生谁的影响更大？

谢邀。

我是铁剑斋，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分享我的一点浅见。

开宗明义，这个问题分两部分，逐一回答。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论各方面影响，鲁迅先生的影响更大一些。

首先，如果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朋友，或者对此稍有一些了解，哪怕是只看过王小波的书的朋友，应该记得，有个词叫“鲁郭茅巴”——王小波曾开玩笑说，初看此四个字时，他好像被打了一闷棍，还以为是个蒙古姓名——实际上，完整的说法是“鲁郭茅巴老曹”，即鲁迅、郭沫若、茅顿、巴金、老舍和曹禺六位先生。

这个排名是有先后的，抛开其他四位先生不说，这里面鲁、巴两位的排名争议不大。

虽然这是官方的排序，有时代背景，里面也没有沈从文、张爱玲等，但是就事论事，鲁迅和巴金两位，排位正常。

其次，说到文学作品，不管是多年的教育渗透，还是实际的作品产出，鲁迅先生的作品很容易就脱口而出，小说、诗歌、杂文、散文，精品多多。说到巴老，尽管也有《家》、《春》、《秋》、《雾》、《雨》、《电》，但是毕竟在其它方面有欠缺。

鲁迅先生虽然说小说作品不多，尤其是长篇小说，但是作品的文学地位和篇幅没有关系，更何况，只拿出《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两部著作，鲁迅先生就可以在小说和文学理论方面碾压很多人。

再次，鲁迅先生生于1881年，巴金先生生于1904年，相差二十多岁。鲁迅先生去世早，但在他生活的年代，是绝对的文坛翘楚。巴金先生是百岁老人，两人在文坛的时期，有一点“错位”，尽管后来巴老地位也不低，但论时代和作品影响，却是略逊一筹。

第二个问题：两位有过短暂的交往，但影响深远，尤其是鲁迅先生对于巴金先生的影响。

首先，鲁迅先生一生中有大量的时间，用来给朋友、尤其是青年朋友们写信、回信，只要力所能及，都会帮忙。

鲁迅先生曾写信指导校样的修改方式：“巴金先生：校样已看迄，其中改动之处还不少，改正后请再给我看一看。”

虽然仅此一处，但是巴金先生却写了长文《怀念鲁迅先生》，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决心要向先生学习，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

其次，从时间线上来说，两位先生在1934年9月相识，同月鲁迅离寓避难，10月的时候，巴金就远赴日本留学去了。巴金是在1935年秋回国，鲁迅去世于1936年。鲁迅与巴金的实际交往，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也是鲁迅病重的期间。

1934年10月6日，巴金决定远赴日本留学，有好友设宴为他饯行，鲁迅也应邀参加。鲁迅不但向巴金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也向巴金解答了文学观念上发生的重要变革更替的内涵，以及新文学在特定的环境中的坚持。

所以，交往尽管不多，但是都弥足珍贵。

再次，不要忘了的是，鲁迅先生因病溘然长逝，当天巴金曾去拜访，却没想到已是阴阳相隔。在送殡仪式上，巴金先生亲自抬棺。

总体上来说，两位先生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明灯，两人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但都很有风骨。

最后不能不说明一点的是，尽管巴金先生影响小于鲁迅先生，但作为后生晚辈，一定要记住的是，巴金先生曾力主为文革建立纪念馆，只此一点，令人钦佩。

7. 哪里能找到以前老报纸的内容？

【传媒档案类话题】

谢邀。很长很长时间以来，我的研究离不开老报纸、老期刊、版本书以至于出版了的私人信札及日记。1941年8月2日，萧军在《延安日记·1940-1945》）中记载，他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了解一个战士要在战场上；了解一个作家要从作品里’。这话是李又然说的，我觉得很对。”这正指示了我一向注重研究中法关系史和延安文艺史的李又然部分，是中国作家协会和商务印书馆联合发布的《李又然同志生平事迹》终审校对，全文刊载《新文学史料》《中国出版年鉴》。

㈠我在先严李又然逝世三十多年至今，曾倾注了大部分业余时间，投入精力以及财力，重点以《李又然反战抗战著译真版原件考》和《李又然当时当地名家日记信札考》为支撑，全面、客观、准确地拟就成《李又然传略稿（李又然诞辰111周年纪念版）》。的确有人建议我写一部《李又然传》，我都不假思索地回答，这项工作不适宜由子女来做。还是以志稿编纂的形式对传主予以考勤较为客观，而以时代横分、年代竖写更好，查阅图书馆、档案馆自然至关重要。

李又然木刻像/冯羽作

㈡我还辑注整理编纂：《又然文存》上编（李又然著译）、《又然文存》中编（李又然传略）、《又然文存》下编（李又然研究）、《又然文存》附编（李又然年谱）打印脱稿，构成揭示文学史和教科书无尽谜底的问答式资料库，为海内外文学史和地方志提供了以资佐证的典藏文献。以上，文存最实质的文献把握在——自1969年10月6日起，李又然给长子李兰颂写的百余封信和一部自传，父子天各一方单凭书写捱到重逢的语境，纳入文存多为公共或民间珍藏。

㈢我也由查阅报刊书，持续参加第一届至第三届中国艾青研究学术峰会，提交论文《全媒体环境抢救保护报刊书真版原件势在必行——1933年至1937年李又然散文、艾青诗的研究》等三篇均入选论文集；多次参加远东反战会议纪念座谈会并发言有：《理想信念与行为准则一生一致的光辉榜样一一在纪念宋庆龄逝世35周年暨远东反战会议83周年座谈会的发言》《作家有责任传授当今所有人认识一个“饿”字——在〈冯雪峰全集〉出版座谈会暨新书首发式的书面发言》。

李又然素描像/冯羽作李兰颂：《李又然著译·报刊书索引》

刊印——查阅老报纸、老期刊、版本书以至于出版了的私人信札及日记，是经年累月和细致入微的，尤其当下越来越多的电子质而极少有纸质品呈现；

“刊印”是以“早年”“沪上记忆”“坪上记录”“冰雪纪事”“澡雪纪实”“晚年”“身后”确认，连同除李又然手稿以外的报刊书馆藏与个存的版本依次纳入索引——

【早年】李又然 著译（1928-1932）

《李又然人事档案自写小传》（根据李又然1954年8月20日填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干部履历表》）。

另，李又然旅欧留学时期曾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机关刊《赤光》用药水秘密撰稿，该刊大多现存法兰西共和国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

（经查，此间与李又然留法时间基本相吻合的《赤光》刊期有：1929:45,48,50,53,54,55＋赤光社丛书 第五种 1929）。

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沪上记忆】李又然 著译（1933-1937）

据不完全统计，以李又燃、姜又燃、又燃、燃、顾野等五个署名，于1933年5月至1937年4月间，在上海《涛声》《出版消息》《论语》《申报·自由谈》《现代》《哭父》（杭州版散文集）《读者月刊》《中华月报》《新语林》《上海民众》等十种报刊书，发表散文（杂文）21篇、诗5首、译文1篇（含1篇译后记）、译诗2首（含1篇译后记）。

以上，报刊书真版原件以及复制品的搜寻，据《曹聚仁传》作者李伟称：整套的《涛声》，目前国内除上海鲁迅纪念馆有曹聚仁献赠的外，别处已不多见；据中国现代文学馆索书条形码·唐弢文库·显示：WK00014538·1933年《涛声》第1至25期，WK00014537·1933年第26至46期。见李兰颂致刘屏信和刘屏复李兰颂信，刘屏曾帮助李兰颂将李又燃在《涛声》发稿拍照并发至邮箱。

2010年4月23日14时至17时，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本阅览室辑注者首次找到《出版消息》部分版本真版原件。该刊披露：序卢著《哭父》中有云“她将抛弃一切地只知哭父，或将爱父的力的全部移向另一对象”云云。正是以此为线索，先查询图书搜索网，找到卢葆华著散文集《哭父》（1933年8月17日初版·杭州）总目录，又几经周折，终于购得《哭父》散文集的电子版。

2010年8月1日，辑注者以268元购于古籍网（商品编号：No.418902-出版消息-乐华图书公司-1932-1934/有约29期，共1051页），即《李又然文集（文字生涯长编）》中涉及《出版消息》半月刊的真版原件，均为这次辑注者所购的复印本。《出版消息》半月刊为乐华图书公司发行，该刊不仅发稿，还为作者拟办期刊做广告，发作者、编者、读者的编读往来，多由顾瑞民编辑。

2014年6月9日，上海市档案局主办《档案春秋》月刊编辑李红，她向辑注者约稿的同时，应辑注者请求与李又然外甥叶琪冠之女叶新苗相约，二人一起于6月17日利用整个一下午，从上海图书馆查到《读者月刊》《论语》《中华月报》《新语林》《上海民众》五种期刊署名李又燃的五篇著译，具体出版时间由1933年扩展为1934年乃至于1937年，对李又然研究是一项大突破。

2014年6月20日14时28分，辑注者在位于灯市口的中国书店查询《新语林》影印本（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12月），见有一篇署名姜又燃的稿子《警句》发表在1934年10月20日第6期上，而1934年8月20日第4期则有李又燃署名的《没有比跳舞更伟大的艺术》一文（立即从网上以35.00元书款、10.00元邮资购买到）。姜又燃即李又燃，应该是本名李家齐的另一个笔名。

《远东反战会议纪念集》书影【坪上记录】李又然 著译（1938-1945）

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5月20日至1945年7月11日间，以李又燃、又燃、李又然、又然等4个署名，在延安《中国妇女》《中国青年》《新中华报》《中国文化》《大众文艺》《大众文艺丛刊》《文艺月报》《解放日报》《谷雨》，桂林《广西日报》《救亡日报》《诗创作》《十日文萃》，甘肃《北流建国日报》，重庆《新华日报》《七月》《青年文艺》，河北《晋察冀日报》等18种报刊书，发表散文（散文诗、杂文）19篇、诗6首、译文（散文、诗歌、小说、童话）30篇（首、部）。

以上报刊书真版原件以及复制品的搜寻，辑注者于2016年9月14日（农历八月十五前一天）在首都图书馆库本书库拍照《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而得，并在此与汪进军约见，传递《汪洋台》信息。辑注者又于2017年1月24日全天在首都图书馆校对。

此前，除《中国妇女》《中国青年》《新中华报》（1939年各有1篇首）《中国青年》（1941年有1篇）《解放日报》（1941年有7篇、1942年有5篇、1943年有1篇、1945年有3篇）外，《大众文艺》（3篇差2篇）《文艺月报》（8篇差6篇）《谷雨》（4篇差2篇）；世界语部分一无所有。

庆幸的是，共计20余种、60卷本《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自2009年10月启动，2014年3月完成，历时五年之久，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这是一套全面展示延安历史风貌与革命风采的大型丛书，其中囊括目前能收集到的延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珍贵文献档案资料，包括延安时期出版的期刊、图书，以及个人日记、笔记、单位档案材料等。

首次收入的——期刊有：《解放》《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文化》《大众习作》《文艺月报》《谷雨》《群众文艺》《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艺》《草叶•新诗歌•中国文艺》《鲁迅研究丛刊》。图书有：《五月的延安》《陕甘宁边区实录》《整风文献》《速写陕北九十九》。档案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这使得李又然在延安著译的真版原件基本上或大部分找到了。

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冰雪纪事】李又然 著译（1946-1949）

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7月1日至1949年7月20日间，以又燃、又然、李则蓝、则蓝、蓝等5个署名，在东北（佳木斯、哈尔滨、吉林、沈阳）《东北日报》（哈尔滨、沈阳版）、佳木斯《高中文选》，哈尔滨《民主新报》《文艺周报》《文化报》《哈尔滨日报》《文学战线》，吉林《生产小报》《吉林日报》《文艺月报》以及东北书店、吉林书店、《群众》周刊（香港版）、《我是初来的》（沪再版）、桂林文学连丛社、石家庄北方印刷局、上海文化工作社等17种报刊书，发表散文（散文诗、杂文）29篇、诗与歌词5首、译文（散文、小说）11篇（部）、出书1部2版2次印刷、题写报头以及刊头3幅。

以上报刊书真版原件以及复制品的搜寻，仍有首发报刊书真版原件尚难寻觅如下：

《俯首——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散文，1946年10月19日，哈尔滨市各界代表集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初见署名李则蓝散文集《国际家书》，吉林书店1948年11月2日第一版。

《联系实际，抛开自己！》散文，署名：李则蓝，1946年10月，初见署名李则蓝散文集《国际家书》，吉林书店1948年11月2日第一版。

《学俄语吧》散文，署名：李则蓝，7月14日，初见署名李则蓝散文集《国际家书》，吉林书店1948年11月2日第一版。

《尤利斯·伏契克——读〈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散文，署名：李则蓝，8月1日，初见署名李则蓝散文集《国际家书》，吉林书店1948年11月2日第一版。

《再见》（《太阳岛》）散文，1946年8月19日在松花江北岸的哈尔滨太阳岛上作，署名：李则蓝，初见署名李则蓝散文集《国际家书》，吉林书店1948年11月2日第一版。

在东北李又然化名李则蓝【澡雪纪实】李又然 著译（1950-1955）

据不完全统计，以李又然、又然2个署名，于1950年11月10日至1955年4月之间，在北京《文艺报》《新观察》《作家通讯》《人民日报》《译文》《光明日报》《大众电影》以及作家出版社、上海文化工作社等9种报刊书，发表散文（讲义、论文、影评）8篇、译文（散文、诗歌）12篇（部）、出书（散文集）2部2版3次印刷。

以上报刊书真版原件以及复制品的搜寻，由连年反战抗战、战乱战争环境，历经大决战及其大转折，转而变成和平建设、接连发动运动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仅就诗歌、散文、小说、翻译作品、文艺批评、学术论文而言，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发生质的飞跃的同时，终于得以公开刊印庄严的报刊书版权页和基藏本，真版原件以国家的名义予以收藏。

艾青、李又然、陆地在广西邕宁李又然 著译（1956-1957）

据不完全统计，以李又然、又然、马义3个署名，于1956年11月8日至1957年5月8日之间，在北京《人民日报》《文艺学习》《译文》《诗刊》等4种报刊书，发表散文（讲义、论文）5篇、译文（诗歌、剧本）3首（部）。

以上报刊书真版原件以及复制品的搜寻，仍有首发报刊书真版原件尚难寻觅如下：

《智慧》诗，据1957年10月号《文艺学习》署名越明的批判文章《彩衣下面的狐狸》透露：“李又然所以如此地虚伪、阴毒，原来他心里埋藏着一种黑色的‘智慧’（李未发表的一首诗）。李又然在这首诗里，把自己吹嘘成一位忠厚、善良，受过考验的老革命形象，说别人不该如此这般委屈这位老同志。在诗的最后可是大声喊叫着：‘马呀！⋯⋯‘”由此可以发现，当时以引文形式批判李又然的这四句诗，至少有一首诗以上在作家协会所属几个期刊待编或待发——即1957年7月之前的待发文稿皆被焚毁。

李又然速写像/李兰颂作【晚年】李又然 著译（1978-1984）

据不完全统计，以李又然署名，于1978年8月至1984年3月之间，在辽宁《鸭绿江》、吉林《长春》《江城》、北京《诗刊》《人民日报》《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以及人民出版社、河北《怀来文艺》、黑龙江《北方文学》《黑龙江日报》《黑龙江艺术》《哈尔滨日报》、湖南人民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等16种报刊书，发表散文（散文诗、回忆录）12篇、诗与歌词16首、译文（散文）1篇（部）、出书（散文集）1部、入选合集（散文、诗与歌词）3篇（首）。

以上报刊书真版原件以及复制品的搜寻，尽管首发报刊书真版原件容易买到并收藏，但是，被他人另行转载、摘编、改题、盗版等情况时有发生、从未间断，评论也基本没有跟上来，甚至作者简介多有差错，与此相关的报刊书更是很少有主动赠阅，稿费也自然不会给。

李又然五本散文集的书影【身后】李又然 著译（1984.11.13～2006.4.16）

李又然，1984年11月13日，逝世于北京，享年78周岁；至2006年4月16日，李又然诞辰100周年时，据不完全统计，接连有《新观察》综合性半月刊、《哈尔滨日报·太阳岛副刊》、《中国》文学双月刊、《作家》文学月刊、《诗刊》月刊、《江城日报·松花湖副刊》、《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七月〉、〈希望〉作品选（上）》、《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散文世界》月刊、《中国当代哲理短诗赏析》、《现代哲理诗》花城袖珍诗丛、《现代同题新诗荟萃》、《严秀杂文选》、哈尔滨电视台《电视文艺晚会播出、《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诗歌编一》、《延安作家》、《延安诗人》、《一百个名人眼里的毛泽东》、《名人眼里的毛泽东》、《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外名人的评说》、《太阳岛周刊》、《名校佳作·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学生优秀作文选》、《一百个名人眼里的毛泽东》、《九九·两岸同歌——2005·南京（大型主题演唱会）》，而在其间，直到互联网时代，李又然词条，从最初的200多条，到现今的20000多条不止，难以计数，多有登陆以及下载。

以上报刊书真版原件以及复制品的搜寻，最先大多在互联网上出现或发现，之后再寻求获取报刊书真版原件以及复制品——白纸黑字的可能性；尽管上限以1984年11月13日李又然忌日为新的统计起始时间点，下限至2006年4月16日李又然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阶段性记载的时间节点，但是之所以如此，只是寻求统计和搜索尽量方便，以适应互联网数字化的切实需要，以使下限呈开放性。因之，最晚篇目与刊印信息，可到文集印行为止。